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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傳播學】胡翼青:基于基礎設施隱喻視角的媒介研究

胡翼青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副院長。從涉足傳播研究開始,就一直具有一種將傳播學理論化的偏執。先是嘗試走思想史的路徑,今天又看到了媒介物質性所帶來的新本體論的曙光,總想推進傳播學的哲學化進程。

媒介是一種物,這已經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但這種觀念在10年前的中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媒介又是一種特殊的物,它可以通達人的精神世界和觀念世界。正如克萊默爾在她主編的《傳媒、計算機、實在性——真實性表象和新傳媒》一書中所說:傳媒是用來生產人工世界的裝置,它開啟了我們的新的實踐方式,而沒有這個裝置,這個世界對我們來說是不可通達的。而媒介之所以具有這樣的能力,與其物質性基礎的兩面性有關。與普通的物只具有物質性的形態不同,媒介具有一個物質性的呈現面——界面。由于界面的存在,內容體系得以建構出一個將注意力卷入其中的虛擬時空。但作為物的媒介在美國傳播學中被客觀化和透明化了,成為了單純的信道和傳播工具,甚至界面背后的內容供給體系的游戲規則也被視而不見,傳播學因此變成了行為科學——一種典型的披著心理學外衣的偽科學。然而,媒介與一切技術一樣,它不可能只是手段和工具,它必然在成為工具的同時,規定了與之相關的一切元素的關系。美國傳播學在摘了傳播心理學這粒芝麻之后,放著滿地的西瓜揚長而去。

然而,媒介物是如此的強大,是注定不可能被一直遮蔽的,因此對媒介物的再發現成為當下歐洲和中國傳播理論最活躍的領域。大眾傳媒作為媒介物被遮蔽,是因為大眾傳媒在現實生活中主要扮演著內容生產者和發布者的角色,它在技術和經濟領域沒有什么決定性的影響力。大眾傳媒在資本運營和技術創新領域扮演著極其邊緣化的角色,以致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中,傳統媒體一直被新媒體“帶節奏”,盈利模式變得不確定,技術研發能力幾乎為零。這并不是傳統媒體遭受新媒體挑戰使然,而是它本身就不擅長資本運作和技術研發,它并不代表著資本流向和技術發展趨勢。新媒體技術公司則與大眾傳媒完全不同,它們代表著當下計算機行業發展的主流,也代表著數字經濟最活躍的生產力。它們來到這個世界,很快變成了這個世界的經濟基礎,也將這個世界納入它們的思維方式中??梢赃@么說,整個世界都在新媒體平臺上重新建構。新媒體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闖入了這個世界,成為一切事物的技術載體。它以網上購物、網約車、共享單車、地圖軟件、二維碼等方式重構著社會的業態和生活方式。于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移動互聯網、5G通信技術等元素,已經像水、電、天然氣、汽車、公共交通工具一樣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設施。如果哪一天互聯網操作平臺或移動通信這樣的基本元素在保供上出現問題,其后果與能源危機、斷水停電是一樣的,很多人可能已經無法想象在互聯網斷供后還如何在現實中生活。

所以,媒介研究便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發展方向,即研究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研究這種媒介特性以何種方式建構我們的時間、空間、權力、秩序和關系。盡管很早以前就有一些歷史學家關注過運河、鐵路、有軌電車、驛道、汽車等交通基礎設施如何建構當時的社會,但以往很少有人將這樣的研究看作是媒介研究,因為這確實與研究文本的生產、傳播和消費的傳統傳播學相去甚遠,也很難想象這是一種有重要理論前景的媒介視角。彼得斯的《奇云》用較大篇幅討論了基礎設施媒介,使傳播學界開始重視這個媒介隱喻?;A設施媒介讓我們“看到”了媒介的它異性和背景性,看到了那個龐大和復雜到無以復加而又通常完全透明的技術體系?;A設施媒介讓我們“看到”除了傳遞信息外,媒介是怎樣調整我們的社會關系的。在這里,被我們看成是媒介重要功能的信息傳遞變得并不重要,反而作為存在者的媒介如何建構社會秩序變得極其重要。與5G和元宇宙這樣的超級媒介基礎設施相比,大眾傳媒的基礎設施性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彼得斯將大眾傳媒看作歷史上的異例,因為它們的基礎設施性還不如歷法、地圖、計時器等更原始的媒體。

不過,當彼得斯在為新媒體技術帶領傳播研究重返基礎設施媒介而鼓與呼,并且心生詩意地將整個人類環境中的元素作為媒介的同時,他忘記了數字技術這一更為基礎的“元媒介”。1974年,海德格爾在接受德國《鏡報》采訪時宣稱,哲學之后不會再是哲學,而是控制論。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理解海德格爾這段話的深意,然而今天我們確實感覺到海德格爾當時把握住了歷史轉折的關鍵節點。在控制論大行其道之前,數字不是技術而是一種解釋世界的語言。胡塞爾在晚年時以他獨有的方式討論了歐洲的精神危機。他指出,從伽利略將數學引入自然科學研究開始,數學壟斷了對世界的科學闡釋,這種闡釋導致了歐洲精神危機和西方人性危機。胡塞爾認為,數字闡釋建構起來的世界,并不是日常生活世界,因此他主張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本身。然而,理想主義的胡塞爾并沒有預測出事物的發展方向,如今說了算的是將二進制數學引入控制論的維納們。在控制論的宇宙中,只有存在與不存在,于是世界的一切就如基特勒所說,都能夠使用通用的二進制媒介進行編碼、傳輸和存儲。所有事物的復雜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0和1的二元世界。數字已經從詮釋世界的技術變成了復制和創造世界的技術,從而成為基礎設施的基礎設施。數字從世界的詮釋者變成了世界的行動者、創造者。所以,研究數字技術如何組織了我們的存在方式,是一件比討論昆蟲、火和云是否構成媒介更有現實意義的事情。數字技術甚至完全穿透了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邊界,讓它們聯結在一起不可分割。今天,如果人們離開數字技術的支持,甚至無法存在于自然世界中,更不要說社會世界了。

進軍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媒介,其實打開了傳播研究的一個全新空間。在這里,媒介的具身性以各種方式被“可視化”,從而使人們對于媒介與存在之間的關系的認知達到了全新水平。這個視角對傳播的物質性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不過,更令人眼花繚亂的是,對基礎設施媒介的追問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比如中國電信作為一家維護通信業基礎設施的企業,在辦報、辦新媒體平臺方面就很不專業。這類具有媒介屬性的基礎設施企業在空間、時間和關系的建構上可能很成功,但自我呈現卻可能一塌糊涂??梢娡瑯佣际敲浇?,關注媒介的基礎設施和關注媒介的呈現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關注媒介的基礎設施性對于媒介的物質性研究還遠遠不夠,媒介的呈現面——界面是怎樣將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聯系在一起的,這恐怕又是下一步值得研究的新領域。不過,能發現大量新問題和新領域絕對是好事,這對任何學科都是寶貴的財富。

更幸運的是,中國傳播理論研究,無論是研究對象的發展水準、研究者的問題意識,還是學科的理論積累方面,都已經跟世界最前沿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中國傳播理論研究正在迎來“芝麻開門”的時代。